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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 血路（第8页）

“而且，他作为王府文学，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机密文书和往来信函，却又不至于知道最核心的部分——这样反而显得真实！一个知道得太多、太清楚的告密者，反而会引起怀疑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

霍去病赞赏地点点头，重新坐回案前。他提起笔，深吸一口气，整个人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——他不再是骠骑将军霍去病，而是那个郁郁不得志的王府文学雷被。

笔锋落下，刻意模仿了一种文人特有的、略带紧张和激愤的笔迹。那笔迹不像霍去病平日的刚劲有力，而是多了几分文人的婉转与颤抖，仿佛书写者的手因恐惧和激动而不稳：

【草民淮南王府文学雷被，诚惶诚恐，冒死百拜，上书皇帝陛下：】

开篇以“草民”、“文学”这种卑微身份自称，刻意强调自己只是王府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属吏，符合雷被的实际地位。

【被本楚地寒微，蒙淮南王不弃，收录府中，拾遗补阙，常怀感激涕零之心。然近年观王之所为，日渐悖谬，深自忧惧，寝食难安。王尝集宾客着书立说，所言多涉‘更受命’、‘五德终始’之论，又阴养剑客死士于别院，私铸兵械于隐馆，广敛铜铁丹砂，交通衡山王等诸侯，此皆被亲见亲闻，战栗难安，如履薄冰。今闻舂陵侯刘建德或已首告，被不敢复匿，恐贻灭族之祸。】

这一段先表明自己曾是王府一员，有感恩之心，建立基本的可信度。接着陈述亲眼所见的淮南王谋反迹象——着书立说中的敏感内容、蓄养死士、私铸兵器、敛聚战略物资、结交其他诸侯。所有这些都与刘建德的告发相呼应，形成证据链的初步闭环。

尤为巧妙的是“今闻舂陵侯刘建德或已首告”一句，既解释了为何此时才告发，又将两封告发信自然地联系起来，增强整体可信度。

【尤为可怖者，王与一江陵巨贾贾某过从甚密，常引为座上宾。贾某非寻常商贾，其人深沉寡言，常携神秘客往来，所运非寻常货殖，多为朝廷禁物。王府财货周转，多经其手流转长安。被曾于某夜宴后，偶见贾某醉酒，其扈从私语于廊下，提及‘长安贵人’、‘暗羽’、‘配合巫蛊，共成大事’等骇人之词。被彼时惊骇欲绝，未敢深究，然日夜思之，毛骨悚然，如芒在背。】

这是整封信最关键的部分，也是霍去病精心设计的“钩子”。

通过雷被“偶然听到”贾商人扈从的私语，透露“长安贵人”、“暗羽”、“巫蛊”等敏感词。这种偶然得知的方式，既指出了阴谋的深度和与长安的关联，又符合雷被“中层属官”的身份设定——他知道一些内情，但不可能知道全部核心机密，这样反而显得真实可信。

“配合巫蛊，共成大事”八个字，更是直接将淮南王的谋反与长安正在发酵的巫蛊案联系起来，为后续的推论埋下伏笔。

【被虽愚钝，亦知君臣大义，社稷之重。淮南王所为，已蹈大逆不道之罪。然被观其志，细察其谋，似非止于藩王之位，僭越之想。贾某及其背后之‘长安贵人’，所图恐更深远，更凶险。或欲借藩王之乱，行倾覆社稷、动摇国本之逆谋。东宫近来屡遭谗言构陷，巫蛊事起，流言四布，恐非偶然，或与此辈里应外合之奸计有关！】

这一段将淮南王的谋反与长安的阴谋、巫蛊案、太子危机明确联系起来，并点出“里应外合”的可能性。

这是最能引起汉武帝警觉和猜疑的部分。晚年的汉武帝多疑敏感，尤其对巫蛊、诅咒之事极为忌讳。这封信精准地戳中了他的心理弱点。

“东宫近来屡遭谗言构陷”一句，既为太子目前的困境提供了另一种解释，又暗合了汉武帝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疑虑——太子仁厚，为何突然被卷入巫蛊案？是否真有幕后黑手？

【被自知身为王府属吏，知情不报，罪同附逆，万死难辞。然每思陛下天恩浩荡，太子仁厚贤明，江山社稷悬于一线，便如坐针毡，五内俱焚，良心煎熬。今冒万死之险，泣血上告，唯愿陛下圣察：速查江陵贾某及其与长安权贵之勾连，必有所获；细究近年输入淮南之异常物资及钱款来路，可窥其财源；详勘巫蛊案中是否有外部势力插手之痕，或可破其奸谋。此三事若明，则奸宄无所遁形，社稷可保无虞。】

提出具体调查建议，与霍去病原本计划中的调查方向基本一致，但以雷被的视角和认知水平提出，显得更加合理。

一个王府文学，能够指出这些调查方向，既显示了他的细心和智慧，又不会超越他的身份和能力范畴。特别是“详勘巫蛊案中是否有外部势力插手之痕”，这一建议直接指向了霍去病的核心目标——为巫蛊案提供另一种解释，为太子解围。